央视网消息(记者胡梦洁)清晨六点，赣江南昌扬子洲段的江风还带着夜色的凉意。护渔员郭国金套上反光背心，沿着堤岸开始了一天的巡护。脚下这片水域，当地人叫“江豚湾”。水面上，几头灰黑色的身影接连跃起，划出弧形的水痕——那是被称为“微笑天使”的长江江豚。

　　“做渔民那阵，几乎没见过这东西。”58岁的郭国金擦了擦额头的汗，“现在天天见，上午六七点、下午五六点，准出来。”

　　六年前，他还是这片江上的捕鱼人；如今，他是专职护渔员。从“捕鱼”到“护鱼”，身份转换的背后，是一场绵延数年的生态治理实践，也是江豚杳无踪迹近四十年后重回赣江的答案。

　　消失四十年后，它们回来了

　　2020年8月6日，中国江西网“视觉江西”栏目刊发了一组照片——赣江北支渔业村段，因洪水持续高涨而宽阔的江面上，成双成对的江豚在水中嬉戏畅游。同日，南昌晚报也报道了这一发现。拍摄爱好者章斌至今记得那个瞬间：“当时我在村里蹲点防汛，堤上驻守，汛期涨水，突然就看到了。我随身带着相机，就拍下来了。”

　　这是赣江南昌辖区禁捕以来，江豚首次被公开记录。

　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赣江还常见“江猪”(江豚俗称)戏水。此后过度捕捞、码头林立、人类活动加剧，江豚渐渐杳无踪迹。章斌说，那时候渔民捕鱼是“灭绝性的捕捞”，电鱼、绝户网，赣江里的鱼越来越少。

　　转机发生在2020年。当年5月，扬子洲启动退捕禁捕，不到半年时间，全镇157个捕捞证被收回，近200艘各类渔船上岸，上千副网具被集中销毁。600多位渔民“洗脚上岸”。

　　“经过半年休养生息，鱼回来了，江豚也跟着回来了。”章斌说。

　　从2020年至今，章斌几乎每年都要在江豚湾蹲守，今年六七月间，他几乎天天来。“原来以为它们只是过客，拍一次要碰运气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一个画面里能有四五个种群同时冒出来。”

　　江豚是群居动物，通常两三头为一个族群。章斌的镜头里，最多一次记录到四五个点位同时有江豚活动。“三头之家很常见，明显能看出有大有小，有小江豚跟着。”

　　关于种群数量，各方数据略有差异：南昌市东湖区农业农村局的持续监测显示“稳定且略有增长”；东湖区扬子洲镇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祝顺林介绍，科学监测数据约8头，日常肉眼观测在10头至13头之间。

　　“声呐监测受范围、游动轨迹影响，和肉眼看到的会有出入。”祝顺林解释，“但可以确定的是，10头左右是有的，而且有3个家族在。”

　　“拉着船不让我们拖”

　　江豚回归的背后，是一场艰难的政策落地。

　　渔业村，扬子洲镇上一个有着近四百年水上生活史的村落，四代人以捕鱼为生。扬子洲镇渔业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郭友谊2012年进村委工作，2024年起任村书记，全程经历了退捕禁捕的全过程。

　　“其实2019年8月我们就提前停港了，把船全部集中停在院子后面，不让捕了。”郭友谊回忆，那时候阻力很大，“渔民世代靠水吃水，先不说收入高低，就是自由——我想出鱼就出，不想出就不出。”

　　抵触是真实的。“有些渔民拉着船不让我们拖，言语冲击都有，险些发生肢体接触。”郭友谊说，做工作的办法是“党建引领”——全村30多名党员包片联系自己的亲属，村干部带头做通家里人的工作，村民代表跟进。

　　政策宣讲是另一个“战场”。渔民问得最多的是：“捕鱼跟生态搭什么架？现在不是很好吗？”郭友谊的回答很直接：“国家是站在战略层面看问题，我们是基于个人考量。鄱阳湖一千多条船都禁了，我们村一百多条船，红线跨越不了。”

　　补偿政策的诚意，打消了多数人的顾虑。渔船由专业评估机构作价，不是按废铁回收——一条造价约10万元的船，用了几年后，高的能补到六万至八万。渔网按每公斤60元至70元回收，设上限防止套补，而废品收购价仅一元一斤。

　　“到渔网和渔船回收这一步，他们还是支持的。”郭友谊说，退捕工作最终做到了“五个没有发生”——没有涉稳事件、没有安全生产事故、没有重大矛盾纠纷、没有渔民抗法、没有渔民上访。

　　2020年8月，扬子洲段全面完成禁渔。几乎同一时间，江豚出现在了这片水域。

　　从“捕鱼人”到“护鱼人”

　　禁渔之后，渔民们开启了人生的新航程。

　　郭国金13岁上船，做了近四十年渔民。如今，他是扬子洲镇两名专职护渔员之一，每天清晨出门，沿江边巡逻，看到钓鱼的、下网的就上前劝阻，守护着这片他曾经赖以生存的水域。

　　像郭国金这样实现转产转型的渔民，在渔业村还有很多。村书记郭友谊介绍，年轻一些的渔民凭着“懂鱼”的本事，到本地的水产市场贩鱼卖鱼，把老手艺变成了新生意。2024年，一家观赏鱼企业签约入驻渔业村，看中的正是“江豚湾”的生态名片，也让渔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再就业。

　　“收入稳了，环境也好了。”郭国金巡护时，偶尔会盯着江面出神。他说，现在江里的鱼比以前多了、大了、肥了，这是最直观的变化。

　　为巩固禁渔成果，镇里在自设的保护区范围内实现了“人防加技防”——全范围安装了带喊话功能的摄像头，一有垂钓者进入就远程提醒；两名护渔员白天不间断值班。祝顺林介绍：“这两年非法垂钓基本上杜绝了，偶尔有零星市民不了解政策开车过来，也能及时制止。”

　　从“捕鱼人”到“护鱼人”，变的是身份，不变的是对这片江水的感情。郭国金说，每次看到江豚跃出水面，心里就踏实——“这水，我们守着，值！”

　　“十个一”织起一张保护网

　　江豚的回归，不是单一政策的结果，而是一套系统治理的产物。

　　南昌市东湖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该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、区长挂帅的江豚保护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印发了《南昌市东湖区长江江豚保护管理暂行规定》和《南昌市东湖区长江江豚栖息地保护专项行动通告》。

　　在扬子洲镇，江豚保护工作被系统整合为“十个一”机制：成立一个工作机构、划定一个保护区域、出台一套保护机制、组建一支专业护渔队伍、成立一个保护协会、筹集一笔保护资金、打造一个观测服务站、建设一所保护学校、打造一个特色文化村落、形成一系列调查报告。

　　资金投入是实打实的。祝顺林算了一笔账：这些年为治理生活污水排放，前后投入将近2个多亿，铺设了上百公里污水管网，建成40多座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；2022年底争取到中央生态环保资金8000多万元，对扬子洲最大水系中心区进行生态修复改造。北岸线40多个码头全部关闭拆除复绿，靠岸线的工厂全部关停。

　　“扬子洲段水质常年保持在国家二类以上。”祝顺林说。

　　监测手段也在升级。东湖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目前采用“目视观测+被动声学监测+无人机遥感”的综合体系——水面上，巡护员在固定样线记录出水活动；水下面，声学记录仪捕捉江豚的高频信号，弥补夜间和低能见度盲区；空中，无人机用于大范围快速巡查。三种手段互为补充，构建了“水面-水下-空中”的立体监测网络，并形成“监测-分析-响应”的闭环。

　　民间力量同样是重要一环。党员志愿者郭武介绍，志愿者队伍由三部分构成：党员志愿者、退捕渔民、社会江豚爱好者，“摄影协会的人碰到非法钓鱼会帮着举报。”

　　志愿者没有任何报酬，完全靠自愿。“一周最少巡两三次，夏天结合防溺水天天巡。”郭武说，“以劝阻为主，不听劝的就移交执法部门。”

　　从官方治理到民间参与，一张全方位的保护网正在扬子洲越织越密。

　　水清了，鱼多了，然后呢？

　　江豚回来了，水质好了，游客多了，但故事并非到此为止。

　　如今的江豚湾，已经成了南昌的网红打卡点。“每天都有人在堤上拍摄，游客找不到位置，我们志愿者还会帮忙指引。”郭武说。每到周末和节假日，堤岸上架满了“长枪短炮”，摄影爱好者和市民游客慕名而来，只为一睹“微笑天使”的风采。

　　人气的聚集，也为渔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。观赏鱼企业的入驻，正是“生态IP+产业”的有益探索——企业利用江豚湾的知名度和游客流量，走线上+线下结合的销售路线。此外，当地也正在谋划进一步挖掘江豚文化内涵，让生态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位村民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江豚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。近日，有市民在赣江上游红谷滩马咀滩公园发现了江豚身影。“随着水质稳定在二类以上、鱼类资源丰富，江豚往上走很正常。”祝顺林说，这恰恰说明赣江的生态环境在持续改善。

　　2020年，江豚从鄱阳湖逆流而上，回到了这片它们祖辈生活过的水域。六年过去，它们在这里定居、繁衍，从“过客”变成了“常驻客”。

　　赣江的水还在流。堤岸上，郭国金的巡护还在继续；镜头后，章斌的等待还在继续；江面上，那些灰色的身影一次次跃出水面，用弧线回应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改变。

　　生态保护久久为功，“微笑天使”才能保持微笑。江豚能否长久栖息，答案不在江里，在岸上每一个人的选择里。